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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海仲成立60周年专栏】张旭波:浅析海事仲裁的独立性

文章来源: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发表时间:2019-10-16 09:12:38

【纪念中国海仲成立60周年专栏】张旭波:浅析海事仲裁的独立性【纪念中国海仲成立60周年专栏】张旭波:浅析海事仲裁的独立性

 


浅析海事仲裁的独立性

——献给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六十华诞

本期作者

【纪念中国海仲成立60周年专栏】张旭波:浅析海事仲裁的独立性

张旭波,1989年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航管系工科学士,1989-1994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损理算处理算师,1994-1998华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1999-2006仁和海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7-2008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理赔总监,2009至今仁祥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总裁。CMAC,CIETAC,VMAA仲裁员。


本文以讨论海事仲裁独立于其他仲裁的个性为宗旨,不涉及其他问题。

海事仲裁起源于何时何地不易考论,普遍接受的史实是古希腊雄辩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BC385 – 322)为《Against Phormion》一案所撰写的讼词涉及海事仲裁,据考证那是一篇关于船舶失事而引发海运合同纠纷的讼词。但海事仲裁是早于商事仲裁还是晚于商事仲裁,抑或是同期出现且混生多年,可能需要更多的论据加以澄清。倘若做一个大胆推测的话,早期商事海事仲裁与民事仲裁应该是相互伴生发展,互相之间没有区分,与民事仲裁相疏离的时间也是相同;海事仲裁与商事仲裁开始泾渭分明的相互疏离的时间,应该不早于最近100年,其原因可能要归因于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规则的具体化和全球化,以及航海技术的现代化和规范化,当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海事人才脱离原群形成了一个新的群落。在中国,北洋政府颁布的《民事公断暂行条例》和《商事公断章程》,不能够证明那时中国就存在海事仲裁,反过来,也不能证明那时不存在海事仲裁。据隼来先生回忆,新中国于1959年创立海事仲裁委员会的一个理由,是中央政府发现前苏联将商事仲裁和海事仲裁分门别立的情况,在设立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后加以借鉴参考的结果。事实上,从伦敦LMAA (London Maritime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创立于1960年、纽约SMA (Society of Maritime Arbitrators)创立于1963年、巴黎CAMP (Chambre Arbitrale Maritime De Paris) 创立于1966年等实例可以看出,当时中国采取海事仲裁与国际贸易仲裁并行的做法,是与国际商事解决领域的最新发展十分契合的 —– 即战后各国普遍认识到合作和贸易是促进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在联合国和区域性组织的框架下适用统一的贸易和结算规则成为了共同的追求。同时,在船舶建造、航行安全、值班通讯和追责标准等方面,加快了规范化和科技化。然而,例外的情况也不容忽视,比如早在1926年就于东京挂牌的TOMAC (Tokyo Maritim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和1986年才在温哥华挂牌的VMAA (Vancouver Maritime Arbitrators Association) 。这是否与日本明治维新后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进行得比较顺利有关?还有待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论证;温哥华作为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的最大港口城市,为什么一直没有独立的海事仲裁组织,的确令人费解。当然这与其所在BC省1985年才批准加入《纽约公约》不无关系,但无论如何这种做法都滞后了海事仲裁对当地经济所能够起到的积极作用。

海事一词始见于广州南海庙里的一块石碑,碑文出自韩愈之手……“常选用重人,既贵而富且不习海事”……。本文要尽量避免陷入字词考据的漩涡,所以把两个词汇商事Commercial与海事Maritime谁先谁后出现、谁大谁小,留给大家去挖掘研究。至于海事Maritime与海商Maritime Commerce之间是什么关系,更是不想涉及。但于汉语环境而言,海事一词因畏海、恐海,进而拒海禁海,从而使海事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没有普遍受到关注,应该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海上贸易、海洋资源开发和大陆架、毗连区等概念不断受到关注,中国的经济眼光越来越多地在海洋上停留和聚焦了。

海洋是占地球表面积70%的巨大水体,其深邃的厚度掩盖了地壳板块和大陆架这些本来就与陆地密切连接、乃是陆地自然延伸整体或统一体的特征。因此,人类文明发展所带来的权利所及的边界长期局限于陆地上或触海而终。十六世纪的大航海给支配海洋、开发新陆地提供的宝贵的契机,但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这种支配权基本是在欧洲西部的几个国家之间追逐或传递,追逐中发生的纠纷也因此靠欧洲理念和机制解决,包括协商、仲裁和战争!战争的巨大代价和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给所有人都留下了痛苦的记忆;而协商尽管能够解决大部分争议,但依然在处理复杂、纷乱但必须决断的争议时显得无能为力。仲裁因此成为最佳选择,而随着仲裁庭的专业性、权威性和规则性不断地完善和制度化,仲裁越来越被国际商务参与者奉为首选,甚至在某些领域也成为政务或准政务纠纷处理的不二选择。

海事业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是非常系统和迅速的。1949年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统一管理经营水险业务、1950年成立上海航务学院、1953年成立大连海运学院、1956年成立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机构(中国船级社前身)、1958年成立山东海洋学院(中国海洋大学前身)、1959年成立上海海运学院、同年在北京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成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促进委员会海损理算处成立;1960年新中国首艘万吨轮“东风”轮下水、1963年中国首座浮筒式钻井平台在南海的莺歌海水域下钻;1973年恢复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地位、1979年全面恢复海上保险业务和律师业务、1982年成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1984年成立了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同时全国人大做出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大连海运学院恢复海商法教学;1985年中国南极长城站竣工;1988年中国海商法协会成立、1992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1994年中国渔船互保协会成立、1996年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8年全国律协海商海事专门委员会成立、中央气象台北京气导公司成立;1999年中船重工集团和中国船舶集团公司成立、1999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2005年洋山港一期投入运行、2009年“蛟龙”号投入使用、2012年司玉琢先生论证提出大海法理念、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永盛”轮首航北极航道;2018年港珠澳大桥投入运行。

其实早在1997年,司玉琢先生就提出了海商法设置独立学科的倡议。而在笔者看来,国际海事法律在当下已然是自成一体或者接近自成一体:海洋上无论是漂浮的还是固定的设施,都采用国际上统一的登记编号,其建造和运行都遵循统一的规范和规章,其间的联络和行动也基本遵循统一的语言和规则;在融资和风险管理方面,几乎采用类似的条款和条件,甚至在防止防治污染和保护环境方面,也基本上加入了同样的责任体系。大约百年之前,美国法学家John H. Wigmore先生(1863 – 1943)在其1928年出版的著作《A Panorama of World’s Legal Systems》中,就认定海事法是与其他十五大法律系统并列的独立系统,即Egyptian埃及法、Mesopotamian美索不达米亚法、Hebrew希伯来法、Chinese中国法、Hindu印度法、Greek希腊法、Roman罗马法、Japanese日本法、Mohammedan默罕默德法、Keltic凯尔特法、Slavic斯拉夫法、Germanic日耳曼法、Maritime海事法、Ecclesiastical教庭法、Romanesque罗曼法和Anglican盎格鲁法。这虽然与时下流行的法律大系分类出入很大,但也足以感觉到把世界法律体系分成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略显简陋甚至粗糙。笔者没有看过中国学者对Wigmore先生的这著宏论的意见,甚至没有看过它的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界法系概览》),但诚恳地推荐对此有兴趣的人士阅览研究一番,也许更能够从中体会海事仲裁独立发展的意义,至少能为研究海事法究竟应该从普通法角度还是大陆法角度,还是从独立的角度获得一点的自由判断的启迪。

大海法意志是海事法治治理水平的标志,也是海事管辖能力的拓展和延伸。宝贵的和平环境和国际交流在未来数年里,势必在现有海事活动领域和公海及其上空尤其是南北两极的利用开发领域,增加争议解决渠道的管辖冲突和选择难度。海事仲裁作为海事活动参与者可以自治实现争议解决的一种方案,如同海事司法管辖的拳套,其弹性和终局性能够充分保护好各方参与者的利益,也必然成为海事争议解决的最佳选择。因此,独立的海事争议解决机构,是实现这项最佳选择的充分保障。

纵观历史的进程不难发现,中国海事已经在人才、技术、组织和战略思想方面,具备了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期待中国海事仲裁事业也能够把握好机遇和挑战,为海洋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跨海贸易的有效进行和地球环境的维护,继续起到护航保驾的作用。最后,借用Lord Donaldson of Lymington的一句话结束本文,”The shipping and commodity trades of the world are unusual in that they do not regard … arbitration with abhorrence. On the contrary, they regard it as a normal incident of commercial life — a civilized way of resolving the many differences of opinion which are bound to arise.”

 

2019年10月1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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